七、与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 早于在半个世纪以前，宫崎市定就已深刻印象地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州，“不仅是一个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商业城市，并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169）。这个结论十分准确，因为到了清代中期，值得注意就工业中的一个部门——丝织业而言，就沦为了苏州府城的支柱。正如后人所言：“有明一代，苏垣东半城几仅有为丝织业所聚居地……地方经济之荣枯，亦几视丝织业之兴亡为断”（170）。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宫崎氏所说的苏州仅有只是苏州府城，但是他的这个结论某种程度也限于于本文所说的苏州城市。简言之，由于本文所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变化的趋势是沦为一个工业城市，因此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发展。
那么，工业发展是如何引发城市变化的呢？ （一）工业发展造成城市工业人口的减少 在节省劳动的机器没获得普遍运用于生产之前，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著工业人口的减少。这里所说的工业人口，不仅指工业生产中的必要操作者人员，而且也还包括专门从事辅助工作及管理工作的人员。从对近代江南传统手工业作坊的调查来看，这些人员的数目一般来说比必要操作者人员的数目更大（171）。
因此明清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必定引发城市工业人口的适当减少，并造成了城市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下面主要以丝织业和棉布加工业为对象，对苏州府城工业人口数量及其在城市人口中所占到的比重展开。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如前所述，明代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有可能在1，500部左右，清代中期则减至12，000部以上。
因此清代中期苏州织机的总数比明代后期最少减少了7倍。丝织除了操作者织机的织工（一般来说是每机3人）外，还有专门从事踏经、丢弃纬等工作的辅助人手。
织工与辅助人手合计约是平均值每机4-5人（172），但还有在生产过程中专门从事原料及产品运送等工作的人手并未算入。上述各种人员合计，从较低估算姑以每机5人计。据此，明代后期的1，500部织机须要工人7，500人，而清代中期的12，000部织机则必须工人6万人。
专门从事丝织品染色工作的染匠人数，纵使多于织工人数，但也十分相当可观（173）。专门从事管理、修理、销售等工作的人员，数量也不少（174）。各种人员合计，在清代中期超过约10万人（175）。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人手专门从事丝织以前的纺丝、打线等工作。其人数虽然也很多，但由于主要是城乡妇女，因此一般来说并未被算入。如果把她们也算上，那么专门从事丝织的工人总数还要减少。
在棉布加工业方面，明代后期苏州踩疮至此有一定规模，但是当时江南踩染业的中心在松江，苏州踩染业生产规模极为受限。万历时苏州府城虽然有数染匠约数千人之多，不过或许主要是专门从事丝织品而非棉布的染色。至于踩匠人数，则仍未记述留给，解释其人数有可能还不很多。
到了雍正时，府城内外的踩坊已约六七百家，雇有踩匠1-2万人；染坊数量也不少，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染匠人数亦在万人以上；踩染匠合计，共计2-3万余人（176）。除了这些专业工匠外，踩、染坊中还有大量的辅助人员（如烧、挑水、清除、运送、杀掉等粗工）以及专门从事管理、订购、销售等工作人员。他们的人数，通一起也相当大。
因此各种人员特一起，踩染业从业总人数不应大大多达3万人。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丝织业与棉布加工业之外，在苏州府城其他许多工业（如成衣、笺纸制作、珠宝玉器制作等）中工作的人员数量，在本文研究的三个世纪中也有相当大减少。因此到了清代中期，苏州府城中必要或间接专门从事各种工业的人员，从较低估算最少也不应在15万人以上。
此时苏州府城人口100余万，以一户五口、每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女2人计，全城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男女总数大约40余万。因此工业人口最少占到了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总数的37.5％。如仅以成年男性居民计，则这个比例更加要下降到75％。
与此相比，清代中期苏州府城内官员及其眷属、属员以及驻军的人数，据王卫平估算总共为6，700人，仅有占到府城人口的0.67％（177）。又，据民国的统计资料，1929年苏州城区在业人口为111，489人，占到总人口的42.32％。而在业人口中，经商者占到51.64％，从工者占到42.45％（178）。换言之，工业人口仅有4.6万人，占据劳动能力的成年居民的比重仅有为17.5％。
因此清代中期苏州府城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到比例如此之低，在近代以前的城市中是少见的。 至于郊区市镇中工业人口及其所占到比重，因为记述阙如，无法断定。
兹以碾米业为例以分析之。如前所述，苏州的碾米业主要集中于在郊区市镇。其每年加工稻米的数量，在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的两个多世纪中，最少减少了一倍以上。
仅有只是府城居民食米的消费量，就由150余万石增至300余万石。碾制这些稻米必须多少工人，可从当时的碾米工效推算出来。明清江南专业化的稻米加工，一般是再行砻后碓。
砻、碓合计，1个工人平均值每年可出米225石（179）。因此仅有是辗明末和明中叶府城居民所食用的150万石米和300万石米，就分别必须砻坊和碓坊工人共6，700人和1.3万人。如果再行再加其他辅助人员（如稻米裁缝、木砻维修工等），其数更加多。
如果再行再加为供给郊区市镇居民食米和为酿酒业服务的碾米工人及其辅助人员，则清代中期苏州碾米业从业人员总数比明代后期要小得多，最少在2-3万人之序（180）。这样大数量的碾米业从业人口产于在几个碾米业集中于的市镇上，对这些市镇的人口职业包含当然具备根本性的。除此之外，清代苏州郊区市镇还享有其他一些从业人数众多的工业（如榨油业、酿酒业、草编业等）。因此市镇中的工业人口的总数应该相当大，而且在当地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二）工业发展造成城市工业地域的不断扩大 随着工业人口的减少，工业生产所需的工作场所也要适当不断扩大（181）。因此明清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必定造成工业地域不断扩大。这个由工业发展所引发的城市扩展，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又是一个空间的过程。
从时间上来说，自明中叶开始，工业开始很快发展，引发了城市扩展。从空间上来说，则是城市工业首先在府城内发展，随后扩展到城厢所附郭，然后再行扩展到郊区市镇。 明初苏州府城内或许还没经常出现较为具体的功能性的地域分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府城内首先经常出现了商业集中于的地区，后又渐渐构成工业集中于的地区。
府城最主要的工业——丝织业，嘉靖时已集中于到府城的东半部，故史称“绫锦紵紬绢，均出有郡城机房，出产兼任两邑[按：即吴、长洲两县]，而东城为盛，比屋均工织不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182）。万历时朱国祯更加说道：“苏民素无积存，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约机户所居”（183）。以后到康熙时，“郡城之东，均精研机业”（184）。
而到乾隆时，东城的工业更为集中于，史称“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无不万家”（185）。后人说道：“有明一代，苏垣东半城几仅有为丝织业所聚居地，万户机杼，半夜自娱，产量之富，无与伦比”（186）。此时的苏州东城，可以说道已沦为当时仅次于的城市工业区。
在此同时，府城内的其他工业也渐渐集中于到一定的地区（187）。类似于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在城厢所附郭。
典型的例子是府城另一项最主要的工业——棉布加工业——移往至城郊。明代苏州踩染业或许主要在府城之内，但到了雍正时，这项工业的主体早已移到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故史称“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为主，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经常数十家赖以入城”（188）。因为染坊多，染色后的污水大量流向塘河，使得阊门外上塘至虎邱的河流受到相当严重污染，“满河青红黑紫”。当地居民的生活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120余户人家公开信无视官府。
官府在调查核实之后，于乾隆二年（1737）由吴、宽、元三县联合“索取不准，并饬将置备染作器物，迁入他处开业”（189）。以后染坊又迁到府城东的娄门外（190）。
因此到了清代中期，城西的阊门外和城东的娄门外，分别出了踩、染业的中心。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郊区市镇由于地域范围较小，因此或许未像府城那样构成专门的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但是，也正是因为地域范围小，因此市镇工业在地域专业化的程度方面或许比府城还更高一些。
换言之，一个市镇往往以一二项工业为特色，因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作“专业市镇”（191）。下面，我们就把市镇工业的主要地域产于情况不作一详述。 1、碾米业：清代集中于在虎邱、甫里、枫桥、浒墅、月城等市镇。
其中虎邱和甫里是江南知名的碾米业中心。 2、酿酒业：明代集中于在横金镇。清代横金的酿酒业之后发展，但木渎镇酿酒业异军突起，代替横金沦为更加最重要的酿酒业中心。 3、榨油业：清代集中于在周庄、甫里、陈墓等市镇。
其中甫里镇是江南知名的榨油业中心。 4、草编织业：自明代中期起，渐渐集中于在虎丘、浒墅、甫里、唯亭、朱埭等市镇。 5、砖瓦石灰业：砖瓦业自明代起就集中于在陆墓与徐庄二镇，而陈墓镇在清代则发展沦为江南主要石灰业中心之一。
由上可见，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郊区市镇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有显著的提升。在郊区市镇生产规模仅次于的三大工业部门——碾米业、榨油业和酿酒业中，生产日益专业化，从而未尝是农家副业。即使是农家副业性质较强的草编业，到了清代中期，生产专业化程度也显著强化（192）。专业市镇的发展反映了市镇朝着专业化的工业地区发展的趋势。
换言之，专业市镇的发展也就是城市工业地区的不断扩大。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偷偷地说一说，在20世纪中期，工业化国家城市经常出现“工业郊区化”的现象（193）。
明清苏州府城工业的向外扩展与这种“工业郊区化”有甚大有所不同（194），但也有一些相近的特征（195）。而工业从府城南迁的主要原因，也与“工业郊区化”互为类，不外乎城内地价过低、环境污染，以及运输手段的便捷等（196）。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反映了明清苏州城市变化具备一种“性”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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